访学札记 | 比利时光，连载五

邵斌，一位长在江南的青年语言文化学者，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访学期间，且行且思，且思且吟，积稿而成一部二十余万字的文化随笔集，全书图文并茂，取名《比利时光》，于2015年3月在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里推出的《比利时光》系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比利时光：城市和大学”，这一部分向大家介绍访学的申请过程、寻找住宿的经历，鲁汶城、鲁汶大学以及作者所在的研究所的人、物、事。第二部分是“比利时光：语言与文化”，包括比利时的语言、各种由异国语言生发的趣事以及中比两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第三部分是“比利时光欧陆风”，这一部分作者行走在欧陆大地，边走边看，写下对欧洲其他城市，如巴黎、柏林、布达佩斯等城市的观感与体悟。
万千欧陆风景、风情以及风雅都被作者一一捕捉，异国的岁月在《比利时光》中被浓缩成一颗巧克力、一杯啤酒，供大家欣赏和品咂。

五、老鲁汶 VS. 新鲁汶 坐车去布鲁塞尔Charleroi 机场，曾途经比利时一小镇，见路边UCL的旗帜迎风飘扬，不禁心生感慨。不到比利时，则难明了比国教育史上这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事实上，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有两所：“老鲁汶”和“新鲁汶”。小镇Louvain-la-Neuve是新鲁汶所在地。它的校旗上同样端坐着圣母像，同样印有1425的字样。新鲁汶，老鲁汶，本是共根生。是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一个夜晚，鲁汶大学法语部的师生挥师南下，夜行60里，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了这座新大学。

“新鲁汶”的校名是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简写为UCL）。而“老鲁汶”的校名是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如今通常称为KULeuven（简写为KUL）。Leuven和Louvain两词“貌”似不同，但其所指都是鲁汶城，只不过前者是荷语，重音在前，后者是法语，重音在后（在汉语中，该城有时也音译为“卢万”或“勒芬”，皆是译者试图对其音的“贴身紧逼”）。在引入拼音文字语言（譬如英语）时倒不麻烦，照抄便可。但若译成中文，字面上都是“天主教鲁汶大学”，缩写都是“鲁汶大学”，因此只能以“荷语/法语鲁汶”或是“老/新鲁汶”以示区别。试想两个大学的校长若一道出现在中国教育论坛，简单称其为“鲁汶大学校长”，则难免引起混淆。关于这个，YouTube上还有一段视频呢！题为“鲁汶的大学困惑”（University Confusion: Leuven? Louvain? Louvain-la-Neuve?），说的便是刚来比国的留学生，因不知两所鲁汶大学的渊源而导致的困惑不解。

那么问题来了，比利时何以有两所“鲁汶大学”？一所大学何以要一分为二，兄弟阋墙？这，得从比利时的语言纷争说起。

想当初，得知我要去比利时，朋友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会比利时语么？殊不知，比利时根本就没有比利时语。比利时的官方语言有三种：佛拉芒语、法语和德语，佛拉芒语是荷语的一种变体。比利时境内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语言分界线，北部佛拉芒地区（Flemish Region）说佛拉芒语，南部瓦隆地区（Walloon Region）说法语，靠近德国的小部分地区则说德语（布鲁塞尔虽处北部地区，但它形成一个语言孤岛，那里操三种语言的人都有）。佛拉芒语和法语的分界线东起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西迄伊普尔，一直延伸到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这一语言分界线，从11世纪大体就已形成，延续至今。比利时人，特别是操佛拉芒语的北方人，常为多语者（polyglot），除精通上述三种语言外，英语的熟练也不在话下。小国多语，可谓是比利时的国情。

比利时的官方语言有三种：佛拉芒语、法语和德语。

在比利时，语言问题常会衍化为巨大的政治事件，甚至影响历史的进程。在19世纪初，比利时尚未独立，由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统治。1824年，国王下令把官方语言由法语改为荷语，而当时比利时的大部分上层阶级都讲法语，这一语言政策引起了比利时人的强烈不满，当时的一位学者写道：在一个以法语为文学、新闻、交谈和司法语言的地区，国王竟随心所欲，下达命令，说从此以后，法语不再是国语，而比利时人必须忘掉他们自己的语言，改变他们和他们子女的语言器官来使用荷语，实属太无政策远见了，他不顾实际情况而又蔑视文化，实属太专横武断了。

这一语言争端的结果便是——比利时在1830年建立了独立国家。然而，过了一个世纪，情况发生了逆转。到了20世纪，随着佛拉芒地区经济的发展，佛拉芒人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他们越来越无法容忍本地区最好的大学却是一所法语大学：鲁汶大学。罅隙起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主校的是Monseigneur Ladeuze，这是一位非常善于调和关系的校长，曾带领着学校挺过了一战，可谓是大学的复兴之父。然而，此时校内此起彼伏的佛拉芒运动，却让他伤透脑筋。佛拉芒人在战争中饱受创伤，如今希望在政治上扬眉吐气，也希望能接受荷语教育，而鲁汶大学却是一所法语大学！这种矛盾终于变得难以调和，饶是Ladeuze校长七窍玲珑，也无计可施。1920年，学校开设了20门佛拉芒语授课课程，次年增至36门，到23年增至50门，但这仍不能满足需求。双语授课带来的，还有教授聘任、教育经费增加以及生源竞争等问题，因为到了1930年，同处佛拉芒地区的根特大学已经全面采用荷语授课。

二战刚平息的语言纷争到了50时代又卷土重来，至60年代则达到顶峰。学校当局仍想维持一种“文化种族主义”，学校上层之间仍用法语交流，各种文件仍以法语颁发，这进一步激起了佛拉芒人的不满。要知道，在1960年，佛拉芒语的学生人数已经首次超过了法语，成了学校中的多数派。之后，学校的行政班子也有了两套人马，两个代校长，两个副校长，两个秘书长。1963年的一幅漫画，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两队人马走在大街两侧，各自举着自己的旗帜，一边是佛兰德斯的狮子，一边是瓦隆的雄鸡，分道扬镳，侧目而视。

到了1965年，佛拉芒学生上街游行的标语上写着：瓦隆人，你妈喊你回去吃饭（WALEN GO HOME）。1966年，鲁汶大学爆发了佛拉芒学生罢课事件，要求法语师生离开鲁汶，示威活动最终使得比利时红衣主教苏埃嫩斯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梅赫伦大教堂。到了1968年，历史终于走到了一纸判书的关头。那一年，比利时首相范登•博埃南因反对鲁汶分裂，竟导致政府中8位佛拉芒大臣离职，首相也不得不因此而辞职。新大选之后，政府决定：鲁汶大学一分为二，佛拉芒语科系留在鲁汶城不动，成了“老鲁汶”，而法语科系全部迁出鲁汶，组建“新鲁汶”。1968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上千名鲁汶大学法语院系的教师和学生匆匆南下，离开鲁汶这个荷语区，来到他们熟悉的法语区。虽说那里语言是熟悉的，但那是一个没有人烟的荒芜之地。学校安营扎寨，成了该小镇的第一批原住民，小镇的名字也由此而起: louvain-la-Neuve。如今，那里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三五万人口，一切都围绕着学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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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大学相隔仅30公里，校名中包括的词又都是那几个：天主教、鲁汶、大学，这自然不能不使局外人迷惑。就我所学的语言学而言，两校各有所长。老鲁汶侧重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变异及演变等，但新鲁汶有一个举世闻名的研究所：英语学习者语料库研究所（Centre for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这里是全球最早建设英语学习者语料库的机构，其研究可谓是独树一帜。同行听说我去鲁汶学习语料库语言学，不少人都以为我去的是新鲁汶。1968年的那场纷争，其影响之深远，连数十年后的一个小人物也因此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因语生隙，古有巴比塔之变乱，今有鲁汶之离析，可见，语言之纷争足以改变甚至决定文明之走向，历史之进程，绝非危言耸听！

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两所大学的合作日益紧密，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姊妹学校了。一年一度，还有一场大学生骑行活动，穿行于两所大学之间，从老鲁汶到新鲁汶，再回到老鲁汶。一个圆。有时路过艾晗堡，我就在想，老鲁汶和新鲁汶就像堡前那两架水车，虽有其独立的个体存在，但同时又严丝合缝，亲密无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带给莘莘学子的，是无尽的养分和不竭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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